近日，《2017“一带一路”能源资源投资政治风险评估报告》在京发布，将气候约束的复杂、多因素联动变化产生的不确定性作为政治风险之一。中国科学院“一带一路”自然灾害风险与综合减灾国际科学计划项目负责人、院士崔鹏表示，“一带一路”沿线自然环境差异大，灾害类型多样，频繁发生的灾害严重影响民生安全、制约经济社会发展，部分国家甚至因重灾造成社会和政治动荡，减灾需求非常迫切。

　　据国际灾害数据库显示，“一带一路”沿线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与区域可持续发展面临着自然灾害的重大威胁，灾害损失是全球平均值的两倍以上。 其中，沿线的基础设施涉及铁路、公路、水利、电力、油气管线、矿产、海运、航空等领域。从2014年开始，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工程及产业园区等投资达上万亿元人民币。然而，“一带一路”高山区大多地质构造活跃，地形高低悬殊，气候分异明显，是地震、滑坡、泥石流、洪水、冰雪、干旱等灾害的活跃区，尤以青藏高原及周边高寒山区跨境特大自然灾害危害最为严重。

　　崔鹏认为，在这一背景下，我国需要以减灾需求为切入点，寻找各国科技减灾的利益共同点，最大限度地保护我国在沿线国家的投资及生命财产安全。这其中，尤其应该高度关注气候变化因素。

　　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揭示，全球变暖趋势明显，高山区对变暖的响应更为敏感，增温幅度更大。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海陆表面平均温度呈线性上升趋势。其中，全球海陆表面均温增幅约0.511℃，以青藏高原为代表的高山地区50年来增幅约1.013℃，明显高于全球海陆均温增幅。

　　“气温升高，导致冰雪消融加剧，山地灾害水源供给增加，冰湖溃决风险增大，冻土结构易于破坏，为山地灾害提供物源或直接成灾。”崔鹏说。2007年9月4日，西藏自治区波密地区天魔沟出现特大山地灾害；2013年，四川省西部龙门山区高强度降雨引发大范围、群发性山洪和泥石流，十余县成灾，冲毁大量村镇，中断道路交通。崔鹏表示，气候变化对山地灾害的孕灾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其活动特征越来越明显。

　　据统计，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藏地区共有18处冰湖发生了27次溃决，形成了规模巨大的泥石流，且大部分冰湖都属于瞬时部分溃决或全部溃决，冰湖溃决灾害增多；泥石流滑坡活动趋于活跃，大规模灾害有所增加，暴发频度稍有增加；特大灾害出现频繁，灾害链生特征明显，灾情时空延拓显著。

　　“冰雪消融与降水导致的土地破坏、滑坡泥石流、堰塞湖、溃决洪水等自然灾害对工程设施危害很大，尤其对线性工程来说，在一个点上的破坏对整个工程都将产生影响。”崔鹏说。例如，中缅油气管道穿越路程很长，途经我国4省区市、23个地级市、73个县市，跨越大中型河流56处，山体隧道76处。沿线地形地貌、地质条件复杂，易遭受地震、地质灾害；境外段橫穿4个省邦，多处于缅甸山区，侵蚀风化极其严重，途经山区最大年降雨量达5000毫米，且集中在雨季的两三个月内。滑坡、泥石流严重危害管道安全，这是目前中国管道建设史上难度最大的工程之一。

　　基于对各种灾害与气候变化的科学认识，崔鹏团队提出山地灾害风险分析与防控技术，研发出11种施工便捷的新型滚石防护技术，并在我国地震区得到应用。

　　此外，崔鹏认为，还需加强全球气候变化下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风险防范，包括强化自然灾害发展趋势预判、巨灾动力演化过程和风险定量评估，建立多国协调的巨灾风险防控信息共享与减灾联动机制等，通过天—地—空一体化的自然灾害监测预警、跨境灾害风险管理与多国协调减灾机制等方式，充分发挥出风险管理机制的有效性。

　　“我们要通过风险管理的软措施与工程结构体的硬措施相结合，减轻重大灾害，共同做好气候变化下重大工程大规模灾害风险的预测与防范。”崔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