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川汶川、芦山到甘肃舟曲，从紧急应对堰塞湖、塌方、泥石流，到研究川藏线环境灾害、“一带一路”自然灾害与重大工程风险防范；无论在特大自然灾害、地质灾害面前，还是关乎国计民生、发展大计的科研前沿，我国第一位“泥石流院士”——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崔鹏，总在祖国最需要的山地灾害理论和防治事业第一线。

　　“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国家需求中，在国家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应有作用、作出应有的贡献，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责任。”4月20日，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崔鹏如是说。

　　时间回到2008年5月12日，那场山河变色的浩劫中。震后才两天，崔鹏和山地所的科研团队就一头扎进安县、北川，进行特大地震后山地灾害考察和防治研究。在调研观测中，数百个灾后产生的堰塞湖，引起了他的注意。

　　“灾后是地质灾害高发阶段，结合当时具体情况，我们认为堰塞湖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崔鹏说，团队迅速向抗震救灾指挥部进行汇报，并领命开展研究。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科研：初步统计当时灾区内有近256个大大小小堰塞湖，在抢险救灾力量有限、余震频发的情况下，哪些有高风险次生灾害、哪些短时间较为安全？在灾区道路阻断、现场数据匮乏的背景下，如何科学分析、研判灾情？这些成为摆在崔鹏面前的难题。

　　“堰塞湖处置涉及多学科，过去往往需要较长过程，及大量现场调查和数据分析。但在紧急的灾情面前，我们不能等，也等不起。”崔鹏随后将团队分为两个小组，一方面尽可能收集遥感数据等第一手信息，一方面结合研究经验进行数据分析。最终，他和团队创新地提出了依照堰塞湖区域物质组成、几何形态、流域面积等，快速评价判断堰塞湖危害的应急评价方法。在仅仅5天时间内，他带领的团队就从256个堰塞湖中，筛选出34个重点关注区域并完成现场调研，最终判定出17个风险较大区域提交指挥部应急处置，其中就包括后来备受关注的唐家山堰塞湖。

　　“在短时间内，开展大范围堰塞湖灾害处置、防范并形成应急评价机制，这在过去从未有过。最终我们顺利完成了任务，为应急抢险、防灾减灾提供了决策所需要的科学依据。”崔鹏欣慰地说。

　　能够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刻，完成科学家的责任和使命，对崔鹏来说绝非偶然。1987年，他考上西北大学地理系，毕业后从继续读研、读博、海外深造到进入山地所工作，在从事泥石流等山地灾害研究的30年来，崔鹏及其团队行遍了整个中国。同时，每次出现大的灾害险情，他都会奔赴一线科考，以获取第一手资料，开展各种研究，为灾害防治提供专业意见，为后期的理论研究积累第一手数据。

　　在大众眼里，灾害研究一直是一个比较冷门的领域，但崔鹏尤其强调它的应用性。“我们做的山地灾害是个应用性比较强的学科，不能只写论文。国家真正遇到问题了我们拿不出解决办法，这是不合适的。”他说，在认识过程机理的基础上，研究人员还应该不断研发减灾防灾的方法技术，不断地应用到实际工作当中去验证；在验证的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也会为理论研究提出新的方向，“这样的螺旋式循环，就会使得学科发展和国家减灾工作协同前进。”

　　在汶川地震后，崔鹏完成了“汶川地震次生山地灾害形成机理与风险控制”为灾后重建提供指导；在甘肃舟曲泥石流灾害后，他领命开展“中国西部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形成机理与风险分析”研究工作，此外，无论是西南重大水电工程还是川藏交通干线环境，崔鹏在地质灾害研究领域始终“先行一步”。今年1月，《2017“一带一路”能源资源投资政治风险评估报告》发布，作为项目负责人，崔鹏又率先将目光转向了“一带一路”的发展大计。“科学家既要做前沿性研究，也要面对需求做针对性研究，同时也要把研究运用到国民经济发展中去，这样我们所学的知识才能产生更好的效果。”崔鹏说。

　　（原载于《科技日报》 2017-04-27 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