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 

　　崔鹏，1957年生，陕西西安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从1985年7月份至今，崔鹏都在中科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工作，从事泥石流等山地灾害与水土保持等方面研究。他先后主持和承担了“汶川地震次生山地灾害形成机理与风险控制”“中国西部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形成机理与风险分析”“川藏交通干线环境灾害演化规律与工程风险”等20余项国家项目。他还在汶川特大地震、芦山地震和舟曲特大泥石流救灾中参与了大量次生山地灾害科技攻关，被四川省人民政府授予“抗震救灾模范”称号，被中科院和中国科协分别授予“抗震救灾先进个人”称号。

　　“科学研究本就是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获取新的知识，从而使得学科得到进步。”崔鹏曾如此评价一个成功的科学家应该作出的贡献，“一方面是对科学知识的认识、创造与探索，通过努力得到新的认识，发现新的规律，提出新的理论；另一方面则是在需要时，能够实实在在地为国家解决问题。在这两方面做好任一方面就是成功的”。追寻崔鹏的科研人生，记者发现，这正是他的奋斗目标。

　　我国第一位“泥石流院士” 

　　“不同的物体有不同的结构，在受到外力冲击时，它们损坏的表现也不尽相同。”提起自己的研究，崔鹏了然于心，“我们在研究泥石流成灾机制时，也要研究不同结构体对灾害的动力响应机制”。

　　崔鹏被誉为我国第一位“泥石流院士”，是研究山地灾害等方面的专家。数十年来，他一直坚持在科研工作的一线，不仅提出了准泥石流体概念，确定了泥石流起动临界条件，形成起动理论，还将理论研究成果与防灾减灾实际结合，带领团队研发出系列专利技术，在国内外开展大量城镇、风景区、大型水电工程泥石流防治和重大灾害的应急减灾工作。

　　曾经，崔鹏对泥石流的了解还陌生得沾不上边。直到本科时代，一个偶然的机会，崔鹏聆听了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唐邦兴教授有关泥石流研究的一场学术报告，被其所讲内容深深吸引。

　　“泥石流这样的自然灾害在我国分布广泛，频繁成灾，必须有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解决山区民众面临的生命财产安全问题。”崔鹏毅然报考了唐老师的研究生，也因此与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及泥石流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0年春，崔鹏还以优异的成绩成为我国第一位泥石流专业博士。此后，出于对国家减灾事业的热爱，崔鹏在1997年完成英国伦敦大学伦敦国王学院的博士后研究工作后，回到中科院成都山地所继续开展泥石流系列研究工作。

　　彼时，当作出从科研条件更好、工作待遇更优越的欧美发达国家回国工作的决定时，崔鹏没有丝毫犹豫：“我总觉得有了在国外深造的机会，学习国际前沿的山地研究知识，就更应该回归祖国，为那些还深受山地灾害的山区老百姓们服务。”

　　早在出国留学前，崔鹏就在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完成了多项山地减灾研究工作。“基本上四川省西部和甘肃省南部地区的县市我都跑遍了，对当地的山地环境有了清楚的认识。”在国外学成以后，新旧知识的融会贯通，更向他打开了用理论服务实际的大门。

　　重震区里的“工作狂人”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8.0级大地震，让数以万计的人们失去家园和亲人，也引发了世界上最为强烈、风险最大的次生灾害，为从事减灾研究的科技工作者带来新的挑战。

　　震后才两天，崔鹏和成都山地所的科研团队就一头扎进安县、北川、青川，开始对特大地震后的山地灾害研究和防治考察。短时间内，依靠实地野外调查和遥感影像，崔鹏的团队摸清了包括公众关注度极高的唐家山堰塞湖在内的34处高危堰塞湖的基本情况，他们提供了第一手数据，并作出危险性评估结果，为震后的应急抢险、防灾减灾提供了决策所需要的科学依据，在科学处置抢险救灾工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地震极重灾区开展科学调查时，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次生山地灾害，崔鹏和团队一起克服了余震、滚石和交通堵塞等不利条件，对沿途的灾害情况详细考察，实地测量灾害基本参数，并评估灾害对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影响。

　　每一次野外科考，相机、冰镐、GPS定位仪等一整套专业装备加起来就有10多公斤重，加上沿途收集到的各类地质标本。很多时候，崔鹏的背包里总要塞进超过20公斤的物品。他们所到之处都是灾害发生后的道路，要么路面损毁得厉害，要么全是泥泞，许多地方形成孤岛，科考过程中往往会遇到险情。

　　道路阻断就徒步前行，遇到滚石滑坡就主动担任“哨兵”，劝阻行人和车辆。与此同时，崔鹏还不忘向参与救援的队伍和当地灾民介绍防灾减灾知识。他时常对身边年轻的队员感慨道，“重灾之下，通过我们的一点付出和认识，提出科学的减灾对策和技术，才能让更多人避免遭受次生山地灾害的危险”。

　　山地灾害研究的科研工作者们似乎没有白天黑夜，他们要赶在震后第一个雨季来临之前尽可能多地获取一手资料，与时间赛跑。有时一去现场就是一整天，除了随身携带的矿泉水，粒米不进；为了及时提交报告，熬夜到凌晨三四点也是家常便饭。多日的连轴转，就是铁人也吃不消，可崔鹏没有一句抱怨。每当有人问起他是不是太辛苦了，他总是摇摇头，“我就是做这个工作的，不是不想休息，而是不能休息”。

　　从汶川地震到芦山地震、从舟曲泥石流到宁南泥石流……每当国家出现重大灾害险情时，都少不了崔鹏和山地所科研团队的身影，他们第一时间奋战在抢险救灾的前线，为后期的灾害防治工程和灾后重建提供专业意见。

　　“我们到底能够在灾害应对方面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这样考虑问题已经成为了我开展科学研究的职业习惯，”作为一名减灾科研工作者，崔鹏始终强调肩上的社会责任感，“山地灾害研究是个应用性较强的学科，国家遇到问题了我们却拿不出解决办法，这不合适。只有尽可能多地深入现场开展工作，才能提高我们的认识，提出科学合理的减灾技术，真正为减少老百姓生命财产损失做有成效的事。”

　　坐好科研“冷板凳” 

　　在大多数人眼里，灾害研究是一个冷门领域，却不知它在艰苦卓绝的野外科研环境下，能够带来的无限生机。

　　“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减灾防灾科研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陆续出现了一系列科研成果，有效服务于我国的减灾事业，”几十年来，崔鹏见证了我国灾害研究的发展历程，“学科进一步发展，如何能把单一灾害防治朝着综合减灾纵深推进，做到对灾害风险的把控和预防，就不仅要求我们在科学上对灾害规律有更深的认识，科学预见灾害风险，还要与社会科学等其他学科交叉结合，提供可操作的系统解决方案，这也对科研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灾难召唤责任，行动践行使命。“即使在没有项目或者项目很少时也要坚持学科方向，稳住基本科研队伍，才能厚积薄发，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崔鹏数十年如一日地继续着灾害研究事业，有着自己的坚持：“做科研不要怕坐冷板凳，认准了一个方向就坚持把它做下去。”

　　这样的坚持还在惠及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如今，崔鹏作为不少年轻学子的导师，对学生科研工作的要求一直非常严格。他认为，年轻人想要做好学问首先要做好人，个人修养应随着所学知识同步增长；还要有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山地灾害研究属于集体劳动性质学科，团队成员之间的互帮互助十分关键；此外，从事山地灾害研究必须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不断深化理论知识的同时，还要提出行之有效的减灾防灾技术和方法，服务受灾群众。

　　在研究所团队建设方面，崔鹏根据团队的知识结构等，对青年科技人员实行总体规划，商定科研方向和目标，不做重复研究；同时，创造条件安排35岁以上的青年学术骨干做课题负责人，35岁以下的青年学者做专题负责人，并将科研经费交付于他们，使年轻人在实践中既锻炼了课题组织和科研管理能力，又培养了科学责任感；除此之外，崔鹏还为每个课题配备一位55岁以上的资深科学家，不仅能够保证项目高质量完成，还能实现知识与研究经验的传递，保障团队里的梯队人才建设衔接有效。

　　“面对国家重大需求，我们还要多把科研项目交给年轻人去负责，多创造机会帮助年轻人更快、更好成长，使学科持续发展，服务减灾这一国家的长期战略任务。”崔鹏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