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气象报记者贾静淅 

　　横跨欧亚非大陆，涵盖70多个国家44亿人口，约占全球人口的63%——“一带一路”建设格局面向全球、广惠民生，前景可期。

　　另一组数据同样令人关注：国际灾害数据库的统计显示，“一带一路”沿线相对灾害损失是全球平均值的两倍以上；1995年至2015年，全球前10个因气象灾害受灾的国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占7个。

　　显然，自然灾害风险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一大考验。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崔鹏看来，其中的跨境灾害尤其需要关注。“如何协同有效化解共同的灾害风险，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也是民心相通工程的最好切入点。”他说。

　　地震导致滑坡，滑坡碎屑物堆积到沟谷中受降雨影响形成泥石流，再到江中形成堰塞湖，溃决后又会带来洪水……在崔鹏的描述中，一条“灾害链”跃然眼前。正是这种灾害链特征，使得“一带一路”沿线的灾害发生过程更复杂、影响范围更大、持续时间更长，灾害损失更大。

　　“尤其在互为上下游的不同国家，如果灾害规模较大，跨境影响就可能随之而来。”崔鹏举例称，塔吉克斯坦萨雷兹地区曾在1911年发生7.9级地震、诱发滑坡，在海拔3263米处堆积成堰塞坝，堵塞河道后最终形成萨雷兹堰塞湖。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体积最大、蓄水最多的天然大坝，一旦溃决，不但会在塔国境内造成灾害，还会波及阿富汗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危及数百万人口，中亚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将会遭到严重破坏。塔吉克斯坦已认识到这一巨大威胁，曾在许多国际场合呼吁中亚各国和国际社会重视萨雷兹湖问题，共同找出解决办法。类似于此的跨境灾害风险，在“一带一路”沿线较为常见，不容忽视。

　　面对巨大的跨境灾害威胁，减灾是各国共同的责任。不同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背景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应对策略，协同减灾和信息共享并非易事，却是必须。“探索建立跨境重大防灾信息共享和减灾联动机制，是服务区域减灾和工程建设安全，构建‘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的一项重要工作。”崔鹏认为。

　　他坦言，跨境协同防灾的首要前提，是对区域性灾害规律、特别是巨灾和灾害链形成演化规律的科学认知，而这正是当前研究中的短板。尽管国内外对单一灾种的形成机理、致灾特点已有基本认识，但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多灾种复合致灾过程、灾害链生机制及其有针对性的防灾减灾关键技术等方面尚缺乏系统性研究，迫切需要开展国际合作研究。

　　由崔鹏和他团队负责的“一带一路”自然灾害风险与综合减灾国际研究计划已开启一年有余。项目组开展了中巴经济走廊沿线灾害野外调查，进行中亚洪水干旱灾害风险评估，共建共享灾害数据，组织多国专家开展学术交流与人才培训……围绕共同关切，中国科学家与“一带一路”沿线科学家正在建立日益紧密的联系，科研成果日益丰硕。

　　通过对灾情数据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他们发现，除了自然因素之外，国家治理状态在很大程度上通过社会和经济两个子系统作用于“一带一路”沿线的灾害及其应对过程，导致不同的灾情。“这对于指导建立综合减灾协同机制具有积极意义。”崔鹏说。

　　截至目前，项目组已初步建成了包含2万余条重大灾害事件数据的“一带一路自然灾害数据库”，正在编制的《一带一路自然灾害风险地图集》也将很快出炉。“这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区域孕灾背景和灾害本底数据的欠缺，为工程建设、区域减灾和可持续发展服务。但这只是第一步。”崔鹏告诉记者，未来，他们还将在天、空、地一体化的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以及重大工程灾害风险精准评估与防控技术等方面开展攻关，推动实现对“一带一路”沿线灾害风险的科学管理。

　　“气象是最重要的致灾因子，尤其在全球气候变暖和地震活跃背景下，‘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性重大灾害发生的概率将大大增加。”崔鹏期待，更多来自气象领域的科学家加入该研究计划，共同为“一带一路”防灾减灾贡献科技力量。